香港性文化學會與其他組織在08年8月6日於《明報》刊登了「維護家庭宣言」，宣言刊登後我們也受到不少批評，
首先我們要多謝每一個批評我們的人，我們尊重他們發言的權利，欣賞他們對社會文化（特別是家庭課題）的關心，
雖然我們的觀點不盡相同，但我們肯定批評者的動機大多是良好和善意的，而且他們的鞭策使我們對這些課題更深入反思，並改進我們表達意見的方法。
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很多批評是建基於誤解，而且很多質疑都環繞著一些相似的問題，因此我們整理了一些常見的問題（FAQ—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在這裡作點總體澄清和回應。另外，我們亦有一些文章對於個別議題有較詳細的討論和回應（請參本會網頁「學會文章」）。
此外，本會將繼續以溫和說理的方式與不同意見的人對話，並希望將來就著家庭價值的不同課題作進一步的研究和出版。
- 維護家庭維護甚麼？
我們維護的是今天大部份人類社會奉行之一夫一妻婚姻家庭制度及家庭友善的性文化。據本港統計處的資料顯示，香港離婚問題愈益嚴重，統計處資料顯示，香港發出的離婚頒布令由1981年的2,060宗，至2007年的17,424宗，增加8倍。在過去20年，離婚率於81年只有每千人0.4人，至2007年巳是每千人有2.5人，急速增加了五倍。除了離婚外，其他婚姻家庭問題，如婚外情（如有學者竟提倡通姦合法化、第三者英雄化）、婚外性關係、一夜情、不婚族等問題，實在日益嚴重，家的不穩帶來社會短期和長期並深遠的影響──例如青少年成長問題、人口下降和老化、家庭暴力、教育問題等，因此，我們認為，在這家庭問題日益嚴重的今天，我們需要維護和促進：
優質婚姻家庭文化──健康優質穩定的婚姻關係，對個人和社會都深具裨益，長遠來說亦減輕相關的社會成本，因此我們需努力建造優質的婚姻家庭（夫妻平等互愛且悉心照顧培育下一代），降低離婚率，促進結婚率和婚姻穩定性；
維護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今天大部份國家及地區在法律上都是奉行一夫一妻制，事實上，這是一個歷經千多年的歷史考驗和篩選的結果，一夫一妻制在夫妻關係、哺育孩子、家庭內部和諧、社會倫理關係建造上，應都比其他組合如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單親、同居、同性戀等來得優質和合符人性。因此在這提倡家庭多元化的年頭，我們仍然認為一夫一妻的自願終生結合的婚姻制度和文化，是很需要維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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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人權宣言》等人權文獻和《多哈宣言》並沒有清楚界定家庭？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六條、《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三條、《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以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十九條等，都一再強調「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這種國際義務。按聯合國人權委員會2002年對《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就婚姻權利的定義的解釋而言，婚姻的權利為「單純一男一女的自願結合」（Joslin v. New Zealand, Communication No 902/1999），解釋其實非常清晰。
2004為慶祝聯合國國際家庭年十周年，於卡塔爾多哈召開的國際家庭會議及發表的《多哈宣言》（聯合國檔案A/59/592），得到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歡迎會議舉行及注意其成果，而《多哈宣言》亦獲149個聯合國成員國簽署。《多哈宣言》棄用「各種形式的家庭(複數)」的提法，重申《世界人權宣言》第16條，「家庭(單數)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多哈宣言》第4條及第13條所確認的，是由一位丈夫與一位妻子（husband and wife）所組成的家庭，並重申《世界人權宣言》中婚姻是男女兩性的自願結合，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2002年對《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就婚姻權利定義的解釋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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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提出的婚姻和家庭定義相當狹窄，所以不能接受？
為何婚姻定義狹窄，就不能接受呢？提問者似乎認為婚姻的定義應該愈寬愈好，但這會產生這樣的後果：就是兩人婚姻也太狹窄，因為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更「寬容」，但這兩者又比多元婚姻（多少男多少女也可以的結合）狹窄。然後有人說婚姻與家庭的概念本來就有排斥性，也太過狹窄，總之一群人就是了，為何要強調任何種類的婚姻關係呢？單局限於人類物種的婚姻又排斥了與其他物種和死物的婚姻，又是太過狹窄了吧？現時法律對婚姻的定義就是一男一女，行之有效，有高認受性，為何需要改變？反對我們看法的人當然可以提出他們的理據，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哪一種定義較「狹窄」或「寬闊」，而是那種制度最符合公眾利益或共同的善（common good），提問者的基本取向似乎搞錯了。
或者有論者會說：「你又曲解我的立場了，我沒有說婚姻的定義一定愈寬愈好，因為我贊成的婚姻制度也不包含某些形式，但我仍然認為一夫一妻的婚姻和家庭定義太狹窄了。」然而這論者的定義仍然會被其他人批評為「太狹窄」（除非他甚麼都接受），因此以上的說法需要交待有何論據支持他的界線並不太狹窄，但一夫一妻則太狹窄。其實我們以上的分析正是要說「狹窄」本身(單獨來看）並不構成有力的批評，若論者提出了「狹窄」指控之外的論據，我們可再進一步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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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同性戀者結婚，異性戀者不是仍可結婚，一夫一妻的結合不是可以與同性婚姻並存嗎？那為何維護一夫一妻家庭制度者不能接受同性戀婚姻呢？
質疑者似乎不明白問題的關鍵在於婚姻與家庭制度的維持，而不是異性戀者能否繼續結婚的問題。首先要指出同性婚姻關乎社會制度，並非私人問題。有些人以為不准許同性婚姻，即是說不許彼此相愛的同性戀者長相廝守，這樣不是在干涉同性戀者的私人生活，和相當不人道嗎？這可是很大的誤解，今天兩個同性戀者若兩情相悅，隨時可以山盟海誓、住在一起、永不分離，甚至可以大宴親朋（台灣作家許佑生就這樣做）。若個別機構願意，也可以給予他們夫妻般的福利。沒有任何法律會阻止他們或人們如此做。
爭取同性婚姻者所爭取的，其實是同性婚姻的制度化，這意味著傳統一夫一妻制的顛覆，和社會整體對同性戀全然認同。這必然帶來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整體文化的改變，在性道德上並非中立，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所以不單是同性戀者爭取自己的自由而已。肯定同性婚姻代表著某種性價值觀和家庭觀念，一旦同性婚姻制度化，這種性和家庭的價值觀就會藉制度而強加於每一個人──無論他們是否認同同性戀行為。因此同性婚姻這種牽涉到這種深層的倫常觀念的問題，需要由社會大眾商議決定，不能由少數精英份子（如法官）自行替社會大眾作出判斷。
其實不少支持同性婚姻的論據也同樣適用於支持多妻多夫的結合，若設立同性戀結婚是基於他們的人權，那多妻（夫）傾向者也可說他們能結婚也是天賦人權。（我們且要承認社會已侵犯了他們的人權多年，或許也應對當年被褫奪妾婢的人道歉和作出賠償吧。）也可能有五位雙性戀者（二男三女）堅持組成五人家庭是他們的人權。如此類推，結果就是香港的性博士吳敏倫大力提倡的多元化婚姻制。
每種制度都要在某個地方劃一條界線（包含某些事物而不包含其他事物），一夫一妻之所以是一種家庭制度，就是因為一夫一妻的結合是唯一受法律承認的選擇。同性「結合」本身若被賦予如同「婚姻」的地位，這已打破了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打個比方，十二年強迫教育的制度，與九年強迫教育的制度，就是不能同時作為教育制度而推行的。婚姻制度是要劃界的，要麼維持現今對婚姻的定義，要麼就是從根本上改變婚姻的定義。若說允許同性婚姻的存在是不會破壞一夫一妻制度，那按同樣邏輯，法定容許多妻傾向者與幾位（自願的）女子結婚，法定容讓納妾和蓄婢（在以前的香港是合法的）也沒有破壞一夫一妻制度嗎？當然不是。然而要強調，婚姻制度只是一種鼓勵性制度，而不是一種強制性措施：它對某種結合方式給予社會認可和其他支持（如免稅額），但卻不會強逼人結婚，也不會懲罰不以這種方式結合的人（如一夫多妻的同居者、同性伴侶等），所以它雖然要劃界，但界線以外的生活方式其實在現代社會中並非沒有生存空間，只是缺少了整體社會制度認同而已。
同性戀社運的主流意識形態不僅是平權，也包括性解放，甚至一些同性戀領袖今天努力爭取同性婚姻，所為的是進一步瓦解婚姻制度，例如Michelangelo Signorile在《Out!》雜誌中寫道，同性戀者應「…努力爭取同性婚姻的權利和有關福利。一旦成功，便去重新界定整個婚姻制度…〔我們要〕揭穿婚姻的假面具，進而改變古代殘留下來的婚姻制度。…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所能採取最顛覆（且或許令整個社會受惠）的行動，就是根本地轉化『家庭』的概念。」（《Out!》雜誌1994年12月／1月號）。荷蘭的同志運動領袖施帕爾曼公開表示，成功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後，下一個目標就是三人結婚。我們不是說所有同性戀者都這樣想，但認為高度政治化的同性戀社運完全不會衝擊一夫一妻婚姻與家庭制度，則似乎忽略或淡化了同性戀社運中不少激進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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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否在提倡狹隘和封閉的家庭價值？
不然；事實上我們提倡的是一種開明和有批判性的家庭價值：
我們不會盲目追隨傳統，例如我們接受溫和女性主義的批評和論述，就是父權（男尊女卑）的傳統家庭會壓制女性。因此，我們支持取消婚姻內男女的不平等，和增進婦女在公共領域的參與。我們並不接受「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定型。
在福利問題上，我們一方面提防家庭對國家有長期的依賴，但另一方面又同意要確保貧窮、弱勢的家庭得到援助。
我們需要建立更家庭友善的經濟生活模式和社會環境，也需要更新和重建婚姻文化，使人們重拾對婚姻和家庭的尊重和委身。例如需要關注工作與家庭的張力，將工作對家庭的衝擊減到最低，亦同樣需要關注色情文化的氾濫。
家庭固然非常重要，但一個美好的社會也需要有其他質素，如公義、對基本人權的保障、民主的社會參與等，對家庭的關注與其他價值並行不悖。所以維護家庭不應促進社會階級化、經濟不平等和種族主義。家庭不單要照顧自己的子女，也要照顧其他人的子女。特別是社會最弱勢的子女，應被優先照顧。不同家庭之間的平等，與家庭之內的平等，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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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在「維護家庭」上是否採用「激進或不合理」的手段方法？
在一個成熟而多元的當代社會如香港者，每一合法的公民社會成員都有透過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社會運動、結社等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去表達其意見和自身立場的權利，這更是維繫和促進公民和多元社會的重要因素。從過往的歷史去看，本會在表達我們所持守的家庭價值時，都只是採用寫文章、講座、聯署、登報和一人一信等合法方式，這些都只是香港各團體表達訴求一般常用的方法（如泛民主派登廣告爭取普選，又多次積極發動數以萬計的群眾，如五十萬人參加的七一遊行、六四晚會等去對抗專制、爭取自由民主），相比一些運用街頭抗爭方式的本地社團，本會用的方式其實相當溫和理性，若批評我們的行動「激進」，我們要反問批評者，他們認為「過激」的標準是什麼？最少有以下兩個可能性：
他們把香港一切民主運動及其他團體表達訴求的方法都一概視為「過激」，批評者這種標準似乎過度嚴苛，相信（非常強調和諧的）親建制人士會非常歡迎這類批評。而若批評者真的這樣想，那我們的分歧實在非常嚴重，進一步的對話也難以進行。
若不採取以上過度嚴苛的標準，批評者或者認為其他團體如此表達訴求就無問題，唯獨本會如此表達就有問題，那除非批評者能提出強有力的理由解釋為何有這種差異的態度，否則就是雙重標準。抱這樣想法的人亦可能有兩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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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民主、人權等價值是絕對的，所以行動更激亦無問題，維護家庭是錯誤的、或次要的，所以採取這種行動就已是「過激」。這再次反映批評者在價值判斷上與我們重大的分歧，至於「過激」的指控是否對本學會公平，就留給每個讀者自行判斷好了。
基於我們過去與不同人溝通的經驗，我們有理由相信不少人對我們「過激」的印象相當部份是來自傳媒的標籤。由於我們所表達的訴求（反色情文化、同性戀等）都是今天香港傳媒中大部份人士視為反「人權」、政治不正確的思想，過去保守人士的投訴亦對個別傳媒構成一些壓力，所以部份傳媒或當中的訊息給人的印象是會找機會攻擊我們這一類維護家庭的團體，甚至以一些我們沒有說過的話或沒有做過的事來誣衊我們。若有機會澄清這些誤解，不少人士亦會對我們改觀。
我們再次強調本會表達訴求的方法是民主社會一般團體所採用的方法，批評本會行動太過「激進」的人士也需要反思：會否他們所持的標準過度嚴苛？又或者他們是帶著雙重標準去批評本會呢？或許一些批評者認為對我們採取「雙重標準」並無問題，因為對基督教團體本就應該採取更高和更嚴格的標準。這種批評是否合理，當然視乎這「更高和更嚴格的標準」的具體內容是甚麼、又有甚麼理據，我們歡迎批評者進一步澄清立場，我們才能繼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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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別人批評你們手法激進時，你們經常說「同志組織也是如此！」這樣不是犯了一個基本的邏輯謬誤(tu quoque)嗎？
我們不敢說我們的邏輯無懈可擊，但若能看明白問題6回覆，就知道我們沒有犯這個邏輯謬誤。首先，若說我們的主要回應是：「同志組織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如此行動就無問題！」，其實反映對我們的立場缺乏全面理解，和誤會了我們的推論。我們並不只是將我們的手法與同性戀社運的手法作比較，更不是單單根據這點就直接推論出我們的方法並無問題。在《誰是道德塔利班？》特刊中，我們已經指出我們表達意見的方式與香港民主運動及一般社會運動（不單同性戀社運）的方式相同，這亦是香港及西方民主社會一般接受的表達訴求的方式。
至於邏輯謬誤方面，假若別人批評我們作了一件錯事X，而我們這樣說：「別人或很多人都做X，所以X不是錯的。」這就犯了tu quoque的謬誤，但我們沒有作這樣的推論。如Wikipedia裡 “Tu quoque” 一條的解釋中也指出tu quoque有不合法的用法，但亦有合法的用法： “Not all uses of tu quoque arguments involve logical fallacy. They can be properly used to bring about awareness of inconsistency, to indirectly repeal a criticism by narrowing its scope or challenging its criteria, or to call into question the credibility of a source of knowledge.” 我們tu quoque式的反問就是要達到類似的目的：
假若別人提出某理由R來批評你的行為X，但假如理由R成立的話，同樣的理由R也應該可用來批評Y，但Y卻是廣為社會接受的，那你就可反問批評者，是否他認為Y也同樣不可取呢？這反問不是要證明X是沒有問題的，而是要指出對方提出的理由有雙重標準的嫌疑，或者採用R來批評X，可能只是一個表面的理由，而不是真正的理由。批評者需要澄清：要麼他表明他是同時否定X和Y；要麼改用其他理由P去批評X。
當然，批評者回應時可以嘗試論證：R未必可用來批評Y；又或者有另一理由Q，可以解釋為何X有問題而Y沒有問題，又或者批評者基於其他理由（例如沒有興趣或時間不夠）而未有批評Y，其實他亦認為Y是有問題…。批判性的辯論是有開放性的，以上的反問未必能即時分出誰更合理，但卻最少能使問題的討論更深入。
因此，我們不認為我們的反問是一種謬誤，且重申我們所採用的表達意見方式是在社會其他議題上是廣為人接受的一般輿論和表達意見的手法，我們暫時還未看到有甚麼客觀和有力的論據能證明我們的方式是不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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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團體登報聯署反對這個那個，豈不是以大欺小，打壓少數？
若說我們登報聯署並人數多就是以大欺小，那七一遊行的五十萬人數則更是以大欺小了吧？坦白說，我們對這類批評都感到困惑，我們可以理解有些人意識型態與我們南轅北轍，主觀上當然不喜歡見到我們的聯署，但實在不明白這種批評的客觀標準在那裡。再者，我們每次聯署都是對事不對人，實在談不上是打壓甚麼人。
另外為何我們要使用登報聯署的方式呢？正正因為我們的聲音（特別是有關反對性傾向歧視法和同性婚姻的理據），過去往往被大眾傳媒所邊緣化及扭曲。過去，除了明報論壇版較為願意刊登我們有關反對性傾向歧視法等的文章外，其他大眾傳媒都不大給我們機會。港台《同志．戀人》就是一不平衡報導的明顯例子，「平衡」不是指各方意見一定要有相同的廣播時間，但《同志•戀人》連一個反對同性婚姻的意見都沒有播出（連提也沒提到），這樣的報道在議題的論據分析上的確是不平衡的。（詳見《力挽狂潮》卷二〔關啟文著 宣道出版社2007年〕，我們裡面的論據夏正民法官也似乎沒有駁倒。）又以08年8月7日下午七個同運團體及梁國雄議員於到明光社示威的事件為例，事後三大報章（《蘋果日報》、《太陽報》和《東方日報》）的報道，無論是標題或內容，都只是反映同運團體的觀點、標籤和批評，我們那方的聲明和訪問則隻字不提。偏頗的立場非常清晰。
這並非孤立的事件，事實上當大眾傳媒提及我們或明光社，都經常是以扭曲及抹黑的方式去報導，並沒有真正反映我們的理據。例如當我們與社會不同人士接觸時，發現他們一直對我們的印象就是：我們在公共社會單單以聖經為理據去反對性傾向歧視法，然後批評我們將聖經原則強加在世俗社會之上！事實上我們於公共空間甚少談及聖經，而是以公共社會共通的理由，理性及其他醫學、法律等理據去表達我們的意見，但這些意見都被大眾傳媒所邊緣化。
正因為香港大眾傳媒的現況如此，登報聯署是少數我們向公眾社會清楚表達我們立場並稍為解說我們理據的方式。亦曾有一些社會人士見到傳媒於同性戀及性解放議題上的偏頗，於是特別奉獻了金錢給維護家庭聯盟，指定用於登報上，我們才有機會向社會表達對性傾向歧視法較詳細的分析；不過可以接觸到這些資訊的人仍是非常有限。說到底，登報聯署是公民社會的成員表達立場和互相溝通的一個好方法，既是每個公民的權利，也有積極意義，我們實在不明白為何不少人在這課題上不斷抹黑我們。再者，它要動用大量的金錢及人力資源，如果傳媒已有充足的途徑讓我們表達意見，我們又何需數次登報聯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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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否排拒單親家庭？
有論者給我們送上「排拒單親」的罪名，但我們看不到確實的「罪證」在那裡。我們認為，很多單親的家長在艱難下堅毅地承擔著養兒育女的責任，其志可嘉，其情可憫，對社會也作出無可替代的貢獻，其故事實值得社會人士讚賞和肯定。因此我們正正反對所有孤立和排拒單親的態度、行為和政策。我們的立場是：在一般的情況下，保護孩子成長和褔祉的最佳方法是以親生父母的撫養，我們當然明白世界有時候沒那麼理想，例如配偶可能去世，可能遭拋棄甚或虐待，在這些情況下產生的單親家庭是可以預期的。我們只是反對任何人在不負責任的狀況下，輕率促使單親家庭的出現，例如我們反對不忠的行為或作別人的第三者，反對離棄或忽略配偶或孩子，反對家庭暴力。
我們以為，雖不能一刀切說單親家庭就等同不幸福，但確實有不少的研究數據和例證顯示，單親家庭的確更易受傷和面對更大的障礙，雖然這只是概然而不是必然的關係，但不能因此就掉以輕心甚或鼓勵單親家庭的出現，很多研究指出（如Judith S. Wallerstein, Paul R. Amato, Alan Booth, Sara McLanahan, Gary Sandeu等），離婚的壞影響是嚴重和持久的，父母離異的兒女更易有憂鬱症、在學業上不成功、缺乏安全感、難以維持穩定的人際關係和面對窮困。他們社化程度和紀律性會較低，比較容易被學校留堂、離家出走、自殺和犯事。如 Michael E. Lamb是劍橋大學社會科學院的心理學教授（Professor of Psych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他這樣總結近年的社會科學研究：「雖然三十年來，對於相關研究結果的詮釋存在相當大的分歧，但有一個基本的共識是，在父母親關係健全的家庭中長大的小孩，比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小孩，心理上與發展上會比較健全」。他接著說：「豐富的文獻顯示…在無父的家庭中長大的小孩，相較於在雙親家庭中長大的同儕，是比較不利的。尤其，這些文獻也被複製在心理與之適應研究、在學校的行為與成就研究、教育成就研究、就業情況研究、收入研究、反社會與犯罪行為研究、建立並維持親蜜關係的能力研究上」。[1]
這樣說不是為了去歧視單親家庭，正如我們不會把提出吸煙風險的醫學證據等同歧視吸煙者。我們指出單親家庭面對的挑戰，主要是指出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我們不應該輕率製造或鼓吹單身家庭（例如動輒以離婚去處理家庭困難，但我們當然認為婦女和孩子的安全亦非常重要），因為我們應盡量避免和減少孩子受到不必要的傷害和威嚇。當然，一旦出現了不理想的情況，我們要為單親父母親提供援助，社會也應對他們提供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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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hael E. Lamb，〈沒有監護權的離婚父親及其對小孩的影響〉，載 Ross A. Thomson、Paul R. Amato編，《後離婚的家庭》，台北：韋伯文化，2002，頁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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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否只關注性道德和家庭議題？
首先，我們不只關注性道德和家庭議題，雖然我們確實認為這些議題非常重要，但態度和理念上我們是關注各樣重大的社會議題（如民主、民生、貧窮、平等）的，且鼓勵別人（特別是教會）發展整全的社會關懷（如提倡William Wilberforce的榜樣）。批評者或者會因此把我們標籤為「道德主義者」，但性道德和家庭的衰落不單是道德問題，更牽涉社會代價。如對家庭問題素有研究的美國社會學家帕伯農（David Popenoe）（他是Rutgers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這樣說：「家庭衰落的負面後果是真實而深遠的，差不多每個人都同意，是孩子們承受最大的負面後果。…實質的證據（就算並非絕對）顯示，最少有部分是因著家庭的衰落，過往二十五年孩子的生活質素惡化了。」[2]
然而現時在香港社會裡這些課題卻相當受忽略。例如香港有很多團體及人士關注民主、民生議題，但關注婚姻、家庭的價值、健康的性文化的團體卻是寥寥可數，難道批評者認為香港這個多元社會有三四個關注性道德議題的團體也容不下？再者，在香港有不少團體、學者甚或政黨都是支持或推動性解放思想的（包括一些教會人士和組織），我們不認同他們的思想，且認為需要作點回應。最後，我們就組織而言，於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亦只可集中關注性道德議題，但過往我們就曾探討民主發展、公平貿易、兩性平等和性暴力等議題，我們會在未來盡力拓展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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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vid Popenoe, “Family Decline in Family,” in Laurence D. Houlgate, ed., Morals,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An Introduction to Family Ethics (Belmont, CA: Wadsworth, 1999), pp.112-118 at 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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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否只與某些建制派政黨在家庭價值議題上合作，忽略客觀上這些政黨在民主理念可能有所爭議？
首先，對於民主派或建制派或其他政黨及議員本學會原則上公平看待。在我們認同的事工和議題上（如幫助貧窮家庭），我們原則上願意與不同立場的政黨或團體合作（當然還要看具體建議），但這種合作並不代表本會認同某些黨派的所有立場。事實上，我們過去除了曾與建制派有合作，亦有與民主派合作，甚至我們所邀請的講員中屬民主派背景的人士是偏多，我們過去亦舉辦有關民主的講座及課程，推動民主精神，本學會亦有部份執委私下大力鼓勵朋友投票給支持家庭價值的民主派議員。
另外，每年由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發起的紀念六四禱文( 這種立場對建制派而言不會太討好吧？），本會已聯署多年，亦曾公開參與04年的七一遊行，並表達了支持「盡快普選」的立場，本會的一些執委在過往亦曾長期支持民主運動，其中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留意本學會活動的人士都可以知道。因此，若單單因本學會曾一次與建制派合作推動家庭價值的活動（這並非反民主的活動），而批評本學會漠視民主理念，是並不公道和與事實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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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危機的根源是社會制度和經濟因素，但性文化學會卻將家庭危機歸咎於性解放文化和個人道德操守，豈不是草率及「未經證明的推論」嗎？
首先我們要反問，認為家庭危機的根源「是」社會制度和經濟因素，會否亦是「未經證明的推論」呢？再次重申，這樣反問不是用來證明我們的立場，而是指出批評者往往有的盲點：對我們的看法就標籤為草率及未經證明，並要求我們提出非常嚴謹的證據，但當提出他們的觀點時，就把它當作不證自明，並且也沒提出甚麼嚴謹的證明。這不又是雙重標準嗎？社會研究不同於自然科學，我們不可將社會放入實驗室，於一個封閉的系統中，控制所有因素，重覆做實驗，然後找出一些自然科學般的證明，所以我們不能過份要求。以下的答案只是一個初步分析，希望將來有更詳細的解說。
首先，我們認為今天家庭危機的成因是多方面而不是單一的，我們毋需接受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我們沒有說過今天家庭問題只是導因於性解放、個人主義、道德衰敗、色情文化乃至同志運動挑戰等的文化因素，我們相信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確實會在某個層面上造成對家庭的伐害：如工時過長對家庭相聚的影響、剝削性經濟對基層家庭造成的壓力、過份男權社會對女性容易造成的暴力等，因此我們在過往的內部研習中亦曾外聘講員探討不公平貿易對家庭的影響等問題。只是我們因著資源缺乏，只能努力於關注家庭危機的文化因素。
另一方面，性解放的意識型態對家庭造成負面影響既符合常識，有許多個別例證支持，不能說沒有一定的證據支持。以美國為例，到了二十世紀中期，現代化的發展已有很長時間，但美國的家庭還是相當穩定的，甚至經歷了三四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美國的家庭還是顯出驚人的持久力。甚麼時候美國家庭有明顯衰落的跡象？的確是在六十年代性革命發生之後（我們沒有否定性革命也有其發生的社會和經濟因素）。我們不否定各種社會制度和經濟因素，但若經濟就是全部原因，那美國家庭就應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崩潰了，但實情不是這樣。美國社會學家帕伯農（David Popenoe）說：「在五十年代，…在穩定的雙親家庭長大的孩子的比例，很可能是有史以來最高的。再者，在這段時期，婦女結婚、生子且和丈夫同住最少到五十歲的比例，亦是有史以來最高的。然而在六十年代，四種主要的社會趨勢湧現，標誌著在理念和現實上對傳統核心家庭一種廣泛的背離。」
這四種趨勢是生育率下降、性革命、婦女進入勞動市場和離婚率飆昇。這種分析是對制度、結構和文化的因素兼容的，帕伯農進一步指出：「這些家庭趨勢是互相關連的，而且它們以不同程度都發生於每個工業化的西方國家，這意味著它們的根源不在於某特定的政治或經濟系統，而在於伴隨著工業化和都市化的廣泛文化轉變。」 他特別指的文化轉變就是激進的個人主義。我們要澄清，雖然帕伯農也提倡家庭運動，但他是接納婦女進入勞動市場這趨勢的，我們的立場也是如此，因為這能提高婦女地位，並使她們不用因著過份倚賴男人而被一些無良丈夫欺壓，這與我們心目中的理想家庭（夫妻能平等、自發地相愛）更吻合。
西方國家中家庭的瓦解其實很多時與經濟增長是平行發生的，而在今天，離婚的夫婦很明顯並不限於低下層，經濟富裕的家庭不一定能免於瓦解的命運。香港的情況也相仿，由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經濟是一路起飛的，而政府也提供相當優厚（相對於其他社會）的醫療福利、廉租屋和綜合援助。從經濟角度而言，「極端的貧窮與艱難」的家庭在那段時期沒有大幅增加吧，被「逼入絕境」的更如鳳毛麟角。然而在這段時間香港家庭的瓦解卻是不爭的事實。這樣看來，導致香港家庭瓦解的不單是經濟貧困等因素，自西方傳來的個人主義和性解放等思潮相信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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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社會與家庭的關係為何？
公民社會有不同的定義，其中一個理解是指政府權力和國家機器以外公權力不能穿透乃至影響的民間組織，在此不少論者認為健康的家庭其實能對公民社會起著正面和長遠的積極作用，如家庭中的利他主義能培育社群形成賴以需要的奉獻精神、兄弟姊妹乃至家族的相處有助民主協調的學習、家庭的責任更有助於培育有責任公民的出現、家庭的穩定亦於秩序社會的出現密不可分，故此，家庭雖然並不直接等同於非血緣關係組成的公民社會本身，但倘沒健康健全的家庭培育人格健全並具奉獻精神的公民，則公民社會其實亦難以健全並具生命力。不過，我們沒有主張修身齊家就自然可以治國平天下，家庭中的利他主義亦不一定會自動演化為對整體社會的奉獻精神，因此我們認為更廣泛的利他精神也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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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論據只是以聖經為根據嗎？
我們雖然是一個有基督教背景的機構，但我們的論據並非只是來自聖經：由對一夫一妻論述的說明、色情文化和隨便性關係對兩性家庭關係伐害的說明、中國文化對家庭的重視和支持，當代學術的研究等等；凡此種種論證都不是祇來自對聖經的引用和詮釋。事實上很多支持家庭價值的論點是沒有乃至反對基督信仰的人士都能明白和認同的，有很大程度不同意見的人在家庭價值上都能以共通語言來討論。我們鼓勵大家看《婚姻與公眾利益：十大原則》（可到網頁：http://www.familyvalue.org.hk/marriage_and_public_benefit.html），這本小書就是以理性和社會科學的論據支持家庭價值，聯署的學者名單中就有很多社會科學家、哲學家。另外本會執委和其他學者的一些書籍出版，如《是非、曲直──對人權、同性戀的倫理反思》（關啟文著，香港：宣道出版社，2005增訂版）、《愛與慾──基督教性神學初探》（關啟文、洪子雲編，香港：基道出版社，2003）、《平權？霸權？──審視同性戀議題》（戴耀廷、康貴華、關啟文等著，香港：天地圖書，2005 )、《重尋真性──性解放洪流中基督徒的堅持與回應》，（關啟文、洪子雲主編，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3），雖並非甚麼偉大著作，但是基本上都是建基於各方面理性和公共論據的討論。
另外，縱使基督教群體採用聖經為其信念的根據，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他們有參與公共討論的權利。難道馬克思主義者、佛教徒、穆斯林、女性主義者等等要進入公共領域的討論前，都要先放下他們的信仰或信念嗎？（要知道他們的信念同樣是沒有社會共識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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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家庭者其實是在煽動仇恨？
這是一種奇怪和混淆視聽的講法。如歷史上不少文化一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從來都是維護家庭者，《大學》說「齊家」然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難道這也是在煽動仇恨嗎？事實上，除非我們是道德和倫理上的相對乃至虛無主義者，否則客觀上任何一種立場必然對其他立場產生擠壓效應，但這與煽動仇恨是兩碼子事，例如本會當然持守和維護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當代主要家庭定義，因而並不認同諸如同居、一夫多妻、包二奶、同性婚姻等行為，但只要本會一直使用的是和平、合法和符合民主社會的倡導方法，則如何可說維護家庭者其實是在煽動仇恨呢？這是否違背一般人對「煽動仇恨」的理解呢？我們也憂慮，將來一旦制訂了包含「煽動性傾向仇恨」的法例（如某些版本的「性傾向歧視法」），這種對「煽動仇恨」無限上綱的理解就可合法化對同性戀社運的異見的壓制。
有趣的是，有團體在主日衝擊天主教座堂，亦曾衝擊旺角鬧市的榆林書店，甚至某些同性戀團體對待明光社的態度，又是否在「煽動仇恨」呢？過往有在網上粗言穢語的辱罵，近期再有團體聯合於08年8月7日到明光社抗議，其新聞稿的標題是「雷霆掃明光」反恐行動…撲滅道德恐怖主義」，內容直指「明光社是道德恐怖分子」，說「香港同志社群…遭受…有預謀的襲擊」。這等語言暴力和內裡其他誇張失實的指控不是在製造對明光社的仇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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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們與布殊類比，並將本地單純支持家庭價值者與布殊式的一手家庭價值、一手伊拉克戰爭掛勾，是在故意混淆視聽和扭曲我們的立場？
首先；把支持家庭價值者與布殊的伊拉克戰爭或其他單邊主義政策掛勾，完全是扭曲我們立場又亂扣帽子，亦混淆了手上具有龐大帝國權力者與我們這些小機構的分別。反對同性婚姻和墮胎，與支持好戰的國策，並沒有必然關係，例如教宗約望保祿二世就同時反對同性婚姻、墮胎和伊拉克戰爭，我們基本上立場也是如此。事實上，若以美國政治為例，我們也要指出很多支持同性婚姻的人也同時支持無限制的墮胎政策，甚至包括已部分出生的嬰兒的墮胎（partial birth abortion）──這可是一個非常殘忍的行為。難道我們又要說，支持同性婚姻的人必然也是支持部分出生的嬰兒的墮胎（partial birth abortion）的人嗎？再者，把香港與美國混為一談，實在是處境誤置和偷換。美國的問題是後冷戰時代一國獨大形勢下很易產生國際霸權和帝國主義，我們不贊成，也要指出這根本與香港社會無關：香港根本不會成為甚麼帝國，而且在議會真正重視家庭價值的人只是少數，支持同志運動的卻已不少。所以在議會爭取多點關心家庭和道德價值的聲音，只是讓它能更充分反映社會大眾的多元聲音，並無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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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樣高舉家庭的重要性，豈不是令單身的人覺得自己是次等？
這似乎是一個很大的誤會。首先，本會倡導家庭價值，是在一個離婚率日升、家庭暴力漸增、家庭婚姻文化愈趨薄弱的大氣氛下，略盡綿力做一點家庭文化的培養工作而已。我們目前只能對激進性解放運動彩影響下的家庭文化作一點抗衡的文字工夫、教育性講座、登報等有限度的倡導工作。我們這一點微弱的工夫，在大圍氣氛下，絕不會因而令社會出現一個太過高舉家庭重要性，而將單身人士看成次等的社會環境。其次，當我們倡導家庭價值的重要性時，我們從沒有宣稱沒有結婚的人生就是不理想的人生。作為一個具基督教背景的機構，我們甚至認為因追求崇高目標（例如宗教理想）而選擇單身是值得讚賞的行為，此亦與重視家庭價值並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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