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特刊

反對立法的人有充分的案例和理由，合理而持平地闡明對此法憂慮的合理理據。

我們提出了不少反對的理由（在〈反對SODO答客問（I）〉已作交代），若反對SODO的論據大致成立，那我們就不是神經過敏。縱然或許有部分響應我們行動的人並未完全明白所有論爭要點，但從前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或人大釋法的市民，也不都完全通曉關於基本法廿三條和人大釋法的論爭，只須大致明白及同意，亦足以作出表態與否的決定。

SODO是壓制反對同性戀言論的法例，是對不認可同性戀的人士的不寬容。反對政府立此惡法才是合乎伏爾泰名言的具體行動。

「反SODO＝不寬容＝沒愛心」的指控反映一種常見的誤解，同性戀者現已與他人享有同等的基本人權（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投票權、進出境自由），和政府福利（如九年免費教育、綜援）。他們有自由選擇生活方式，與相愛的人同住，政府沒有干預。香港也不常見有反同性戀人士去騷擾他們，一般人亦大多寬容。反對SODO的人不是提倡立法禁制同性戀者的生活方式，只是反對政府不寬容不認同同性戀的人。將反對SODO看成不寬容似乎是顛倒黑白。我們深切體會不贊成同性戀行為的人在現代社會日趨邊緣化，只期望保留一點不被法律禁制的自由而已。

再者，我們從不反對同性戀群體的言論自由，從不滋擾或衝擊他們的活動，從不強逼他們在會址擺放我們的傳單，反對SODO的人何時有壓制他們表達的自由呢？按伏爾泰的精神，雖然支持同志運動的人反對我們這些不認同同性戀的人的見解，但也應誓死捍衛反對者的言論和權利。

我們反對SODO，有多種原因，既有性道德的信念，同時捍衛自由，並為飽受逆向歧視的人士伸冤的堅持。

　　我們的確在道德上及信仰上不認可同性戀行為，但反對SODO不僅因為道德上不認可同性戀，而是SODO本身有其他問題。市民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不是也有很多不同類別的原因嗎？逆向歧視的存在千真萬確，我們印製了《性傾向歧視法的不寬容──逆向歧視的真實例子》的小冊，大量派發，不少人質疑我們有誤導他人之嫌。我們在這裡澄清一下。

　　有關瑞典牧師的案例，我們的小冊這樣說：「2004年6月30日，瑞典法院判處一名在東岸小鎮的牧師Ake Green入獄一個月，原因是他在講道時冒犯同性戀者，觸犯歧視條例。」批評者指我們連基本資料都搞錯了，因為Green所觸犯的是煽動仇恨條例，而不是SODO。我們要指出，歧視條例不是孤立的，其概念也可以較廣詮釋，禁制煽動其實是一種禁止形式歧視的方式，例如《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第四條丑項說，「應宣告……宣傳活動的提倡與煽動種族歧視者，概為非法。」批評者假設了歧視條例和煽動仇恨條例是兩碼子事，這假設不對，特別在香港，類似煽動仇恨罪的理念已包含在歧視法的概念內，如殘疾歧視條例和種族歧視條例諮詢文件的「中傷罪」。

　　此外，批評者說這位瑞典牧師沒有坐牢，因為已得平反。然而我們亦未有弄錯，我們如實報導了法院當天的判決。在2005年初小冊子剛出版之前我們收到牧師上訴得直的消息，已馬上在小冊加上這小段：「上訴庭為這位瑞典牧師平反判罪，但經歷大半年折騰，他的工作和生活肯定已受影響，且還不知終審庭會有何判決。總而言之，歧視法例對這牧師的傷害已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對別人的威嚇當然還是存在。」事實上，政府還繼續控告他，這個案例的精義是SODO的中傷罪可能會做成傷害，就算牧師最後被判無罪，我們的基本論點仍然成立：就是這等中傷罪好像廿三條是我們頭上的一把刀，對市民言論造成威嚇及政治審查。何況Green的前路還未可知。

　　另外，有關加拿大印刷商Scott Brockie的案例，我們的小冊說他「不肯為同志組織印一些鼓吹同性戀生活方式的材料，在2000年2月被安大略省的人權委員會罰款五千加幣」。批評者指出他不肯印的只是那同志組織的一般信紙，而並非「鼓吹同性戀生活方式的材料」，我們謝謝批評者的指正，並為我們這無心之失鄭重致歉，我們在增訂版中已作出修正。然而，這個小錯誤在整個案例中是無關宏旨的，我們仍然維持原本的評論：「當事人只是不接生意而已，只有自己損失，沒有傷害他人，為何要被罰巨款？同志組織其實要找其他廠商一點也不困難，為何死纏爛打，還要提出控告，這樣有尊重別人接不接生意的權利嗎？為何歧視法可容讓這樣霸道的行為，還提供法律的支持？」事實上Brockie並不服氣，繼續上訴，前後所用的訴訟費接近港幣一百萬。只是不為同志組織印物品，就弄到傾家蕩產，和身心靈飽受困擾。Brockie現在正在受苦，不是因為他對同志做出任何侵略性行為，只是因為SODO的存在管制了他的商業決定，這樣的法例需要嗎？若一印刷商不肯接色情刊物或色情場所的生意，需要有法律制裁嗎？

　　另一受爭議的案例有關加拿大卑斯省一位老師Chris Kempling，他在地區報紙批評一些同性戀教材有誤導性。因此，政府設立的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of Teachers認為他違反了教師操守，最後吊銷了他的教師牌照。有些人說這與言論自由無關，只是專業資格的問題，但若在香港，一老師批評學校「愛國教育」的課程，因而被教育署取消教師資格，我們會認為與言論自由無關嗎？為何Kempling作為老師連發表意見批評同性戀也不成呢？（請注意，他不是針對同性戀學生，他只是批評教材。）最近從電郵得知他後來找了一份輔導的工作，但因又寫了一篇維護家庭的文章，再次被停職三個月，所以現在全無收入，又要支付龐大的訴訟費用，所以環境極為艱難！

　　這種種不公義的案例，令我們聽後不禁唏噓，他們傷害過誰呢？莫非只是因為發表不贊成同性戀的言論，做了政治不正確的事，就要承受這樣的逼迫？

我們反對SODO，是為《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六條的家庭權和十八條的宗教和良心自由而發聲，也是為落實利未記十九章15節真正不偏不倚、為整體社會的公平理念而作出努力。

　　「反SODO＝維護自己權益＝自我中心」是錯誤的，不然政治異見分子維護自己權益，甚或現時同志運動爭取自己權益也同樣是自我中心。其實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本是人權的一部分（《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教會自主也是很重要的人權，和其他結社自由也不可分割。維護這些人權，其實應該是所有關心人權的人（包括教會內外的人）都應支持的。

　　何況，會友擔心有法例會控訴他們的牧師，基督徒不願意見到有法例可逼使反對同性戀的老師被解僱，或做生意的權利無理被剝奪，這都不是自我中心的表現。當我們見到Chris Kempling和Scott Brockie受到的逼迫，我們實在不希望這種不公義的情況在香港發生，不願意見到對同志運動說不的人都只能有悲慘的下場。我們維護家庭，為的也是要盡愛鄰舍的責任，因為我們深信家庭制度的瓦解，會對所有人帶來傷害，特別是孩子。維護家庭其實也是人權，《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六條說：「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支持SODO的人不少都出於關注弱勢群體的動機，這動機是值得讚賞的，但我們不認為凡是弱勢群體的訴求都應支持，我們也不認為凡是弱勢群體的行動都不應批評，不認為批評他們就等於是傷害他們，就一定沒有憐憫和愛心。弱勢群體需要關心，但他們的訴求不一定合理，特別有一些會影響其他人和整體社會的訴求，其他人更有權表達不同意吧？

我們感謝不少人對我們的提醒，但正如反對立法一方不是上帝，贊成的一方同樣不是。所以，反SODO的組織，乃至贊成SODO的人權組織和同志運動都應同樣謙卑，不應自以為擁有絕對真理。若誤以為關懷弱勢群體就能代表上帝，這也是另一類狂妄。在SODO這樣複雜的問題上，贊成和反對立法雙方都應小心立論，誠懇對話，不斷反省自己的盲點。